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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總統 VS 联准会主席
撰文:B圈的詠琪
爲什麼美國總統和联准会主席總是因爲降息問題水火不容?
在美國政治與經濟的權力場中,有一對永遠不可能和睦相處的「室友」——白宮總統與联准会主席。
一個盯着選票,一個盯着通脹;
一個追求短期繁榮,一個堅守長期穩定;
一個熱衷於「放水」,一個死死擰緊貨幣閥門。
這種張力在川普和鲍尔的對峙中被推向了極致:
一是:川普從上任那天起就不停喊話:「降息!降息!降息!最好從 4.25%一路砍到 1%!」
二是:而鲍尔幾乎鐵了心要頂住壓力,不願再成爲「第二個伯恩斯」。
爲什麼總統和联准会主席,尤其在「降息」問題上總是水火不容?要理解這個問題,我們需要從歷史、現實和制度邏輯三個層面展開。
一、總統的政治邏輯:短期繁榮與選舉週期
美國總統只有四年任期。這意味着:
首先:如果在任內經濟不景氣,失業率上升,股市低迷,選民的不滿會迅速發酵。
其次:爲了爭取連任或幫助所在政黨維持國會多數,總統必須展現「經濟管理能力」,哪怕只是制造一種「繁榮的幻覺」。
降息能夠帶來一系列立竿見影的效果:
企業融資成本下降→ 投資和擴張加速;
家庭貸款更便宜→ 消費、房地產需求回暖;
股市受益→ 資本市場漲,401(k)帳戶變漂亮,選民心情更好。
在這種邏輯下,總統天然傾向於推動降息,因爲它是最簡單、最快速、最直觀的「經濟興奮劑」。
回顧歷史,美國總統的支持率往往和經濟數據高度相關:
裏根:在 1984 年連任時,美國 GDP 增速高達 7.2%,失業率迅速下行,選民用壓倒性選票讓他繼續執政。
小布什:在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支持率暴跌至 28%,共和黨失去白宮。
拜登:在 2022 年中期選舉前,因通脹高企(CPI 一度突破 9%)遭遇極大民意壓力。
因此,總統對降息的訴求,本質上是對連任概率的投資。
二、联准会的制度邏輯:央行獨立性與歷史教訓
與總統「急功近利」的邏輯不同,联准会主席必須考慮的是長週期的經濟穩定性。
根據《聯邦儲備法案》,联准会有「雙重使命」:
維持價格穩定(防止通脹失控);實現充分就業。
這意味着,联准会需要在「通脹—就業」的平衡中做出冷靜判斷,而不是爲一屆政府的選舉服務。
最著名的例子發生在1970 年代。當時美國陷入「滯脹」:失業率 6.1%,通脹率 5.8%。尼克松爲了連任,頻繁施壓联准会主席阿瑟·伯恩斯。數據說明了一切:
1971 年,联准会將利率從 5%驟降至 3.5%;
M 1 貨幣供應量增速飆升至8.4%,爲二戰後最高;
尼克松順利連任,創造短暫繁榮;
但 1973 年石油危機疊加貨幣超發,通脹率飆升至 11%以上,美元崩盤,金價暴漲。
伯恩斯被釘上歷史恥辱柱,他的名字成爲「央行喪失獨立性」的代名詞。
正因如此,鲍尔面對川普的「猛攻」始終保持克制。
他很清楚:如果貿然大幅降息,不僅可能引發資產泡沫,還會讓美國陷入第二次「滯脹陷阱」。歷史告訴他:總統任期是四年,通脹遺產可能是十年。
三、現實對峙:川普 vs. 鲍尔
在川普第一任內(2017—2021),這種對峙表現得尤爲激烈。
接下來第二任期【2025——2029】,這種對峙會更加光明正大!
2018 年貿易戰爆發,美國經濟面臨不確定性;2020 年疫情衝擊,美國失業率一度飆升至14.7%,創大蕭條以來新高;川普急需貨幣寬松來穩住股市、托舉經濟,進而支撐自己的連任。
因此,他頻繁在推特上公開點名批評鲍尔,甚至暗示要解僱他。
面對 4.25%的利率,川普要求降到 1%;鲍尔頂住壓力,堅持漸進式降息,而不是「一刀切」;
這讓川普憤憤不平,他認爲:鲍尔直接影響了美國的經濟衰退,讓美國持續維持高利率時代!
數據一:2019 年,联准会三次小幅降息後,標普 500 指數全年漲28.9%,美國 GDP 增速維持在2.3%;
數據二:但 2020 年疫情衝擊導致經濟全年萎縮-3.4%,創二戰以來最差紀錄;
數據三:高利率對等的高失業率,非農數據的不理想。
可見,總統的政治壓力與联准会的「審慎節奏」形成了直接衝突。
四、矛盾的制度根源:央行獨立性與財政擴張
爲什麼這種衝突總是難以避免?原因在於制度設計本身。
總統掌管財政政策,喜歡通過減稅、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經濟;联准会掌管貨幣政策,必須通過加息或縮表抑制通脹。
這就導致財政在踩油門,貨幣在踩剎車。
總統的時間表是四年選舉週期;联准会的考量是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宏觀穩定。
這兩種時間表天然錯位,決定了雙方的利益訴求難以一致。
目前美國聯邦債務已突破36.2 萬億美元,財政赤字佔 GDP 比重接近6%。
如果利率維持高位,債務利息成本將急劇攀升(2024 年美國國債利息支出已達1.1 萬億美元)。
因此,總統和財政部更希望降息,以緩解債務壓力。但從联准会角度看,這可能會放大通脹風險。
五、懂王的「無賴戰術」與鲍尔的底線
現在距離鲍尔任期結束還有不到 10 個月【2022 年 5 月 23 日 – 2026 年 5 月 15 日】,川普開始將矛頭從政策轉向個人。
這意味着:
第一:如果鲍尔堅持不降息,川普可能進一步施壓,甚至動用政治資源迫使其妥協;
第二:如果鲍尔妥協,美國可能再次走向「伯恩斯陷阱」,即短期繁榮換來長期通脹;
第三:如果雙方僵持到大選後,鲍尔的歷史定位或將取決於這最後一年。
鲍尔心裏明白:退位後,川普可以爲所欲爲;在任內,他必須堅守央行獨立性,否則遺臭萬年。
六、權力博弈的必然衝突
從尼克松與伯恩斯,到川普與鲍尔,甚至未來任何總統與联准会主席之間,降息之爭都不可能消失。
因爲這不是簡單的政策分歧,而是制度設計與利益訴求的必然衝突:
總統要的是短期政治紅利;联准会要的是長期經濟穩定。
歷史一再證明:當央行屈服於政治壓力時,通脹往往失控,代價最終由全體民衆承擔。
因此,今天的鲍尔寧願被罵「鐵頭」,也不願成爲「第二個伯恩斯」。
而這場關於「降息」的拉鋸戰,注定會貫穿美國政治與經濟的全部週期。
一句話總結:總統要的是選票,联准会守的是信用。兩者水火不容,才是美國制度正常運轉的真實寫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