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密基金会的终结：新时代下更优架构的崛起

加密基金会曾是推动区块链网络发展的重要力量,但如今已成为行业发展的主要阻力。随着美国国会新监管框架的出现,加密行业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:摒弃加密基金会模式及其带来的问题,以更清晰、可扩展的机制重建生态系统。

本文将分析加密基金会模式的起源和缺陷,并论证如何以常规开发公司替代加密基金会架构,以充分利用新兴的监管框架。我们将阐述公司制在资本配置、人才吸引和市场响应方面的优势,这是实现结构性协同、规模增长和实质影响的唯一途径。

一个致力于挑战科技巨头、金融巨头和政府体系的行业,不应依赖利他主义、慈善资金或模糊的使命。规模效应源于有效的激励机制。加密行业若要实现其承诺,必须摆脱已不再适用的结构性依赖。

加密基金会模式源于早期创始人的去中心化理想主义:非营利加密基金会旨在作为网络资源的中立管理者,通过持有通证、支持生态系统发展来避免商业利益的干扰。理论上,这种模式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可信中立性和长期公共价值。

然而,随着时间推移,监管形势和市场竞争的加剧,使得加密基金会模式偏离了初衷:

1. 监管测试困境迫使创始人放弃或模糊对自有网络的参与。
2. 竞争压力下,项目方将加密基金会视为去中心化的快速通道。
3. 加密基金会沦为规避监管的独立实体。

尽管这种安排在法律对抗时期有其合理性,但其结构性缺陷已无法忽视:

1. 缺乏连贯的利益协调机制
2. 无法实现规模扩张优化
3. 形成新型中心化控制

随着国会提案推进基于控制权的成熟框架,加密基金会的分离假象已不再必要。新框架鼓励创始人移交控制权而不必放弃建设参与,同时提供更清晰的去中心化构建标准。

当这种压力解除后,行业终可摒弃权宜之计,转向长效可持续的架构。加密基金会曾履行其历史使命,但并非下一阶段发展的最佳工具。

支持者宣称加密基金会能更好地协调通证持有者利益,因为它们没有股东干扰,专注于最大化网络价值。

但这种理论忽视了组织的实际运作逻辑:消除企业股权激励并未解决利益错配问题,反而将其制度化。缺乏营利动机使加密基金会缺少清晰的反馈机制、直接问责和市场约束。加密基金会的资金实际上是一种庇护模式:通证被分配并转换为法币后,支出与成效之间没有明确的挂钩机制。

相比之下,企业架构内置问责机制:公司受市场规律约束。为了营利而配置资本,财务指标客观衡量成效。当管理层未达目标时,股东可以评估并施压。

加密基金会通常被设定为永续亏损运营且无后果。由于区块链网络开放免许可且常缺明晰的经济模型,将加密基金会的努力与支出映射到价值捕获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这使得加密基金会脱离了要求做出艰难决策的市场现实。

加密基金会员工的激励也弱于企业员工,因为他们的报酬仅为通证与现金组合,而非企业员工的通证+现金+股权组合。这意味着加密基金会员工受制于通证价格的极端波动,仅具短期激励;而企业员工享有稳定的长期激励。

加密基金会不仅存在激励扭曲,还面临法律和经济层面的能力制约。

多数加密基金会在法律上无权开发周边产品或从事商业活动,即便这些举措能显著惠及网络。例如,大多数加密基金会被禁止运营面向消费者的营利业务,即便该业务能为网络创造可观的交易流量。

加密基金会面临的经济现实同样扭曲了战略决策:它们承担全部努力成本,而收益(如果有)却分散社会化。这种扭曲加上缺乏市场反馈,导致资源分配效率低下。

繁荣的网络依赖多元化的产品服务生态系统,而受市场约束的企业更擅长提供这类供给。即便像以太坊基金会这样的成功案例,如果没有营利性公司构建的产品服务,以太坊生态系统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。

加密基金会还造成了显著的运营效率损失。任何经历过加密基金会架构的创始人都深知其代价:为了满足形式化的分离要求,不得不拆解高效的协作团队。本应每天协作的不同职能团队被迫割裂。

这些问题与去中心化的本质无关,却带来了真实的损失:职能依赖方之间的人为壁垒延缓了开发进度、阻碍了协同效率,最终导致所有参与者承受产品质量的劣化。

加密基金会的实际职能已严重偏离初始定位。无数案例显示,它们不再专注于去中心化发展,反而被赋予日益膨胀的控制权 - 演变为掌控国库密钥、关键运营职能和网络升级权限的集权主体。在多数情况下,加密基金会对通证持有者缺乏实质问责。

建立加密基金会通常需要耗资超过50万美元并耗时数月,这不仅拖累了创新,还为初创企业设置了成本壁垒。如今,找到有经验设立外国加密基金会结构的律师越来越难,因为许多律师已经放弃了这项业务。

在这种新范式下,常规开发公司为网络的持续建设与维护提供了更好的载体。不同于加密基金会,公司能够:

• 高效配置资本
• 通过提供超越通证的激励来吸引顶尖人才
• 借由工作反馈循环响应市场力量

公司架构天生契合增长与实质影响,不依赖慈善资金或模糊使命。

然而,对公司与激励协同的担忧并非完全无理:当公司持续运营时,网络价值增值同时惠及通证与企业股权的可能性,确实引发了现实的复杂性。通证持有者合理地担心特定公司可能设计网络升级方案,或保留特定特权与许可,以使其股权优先于通证价值获益。

但这些担忧可以被化解,且不构成延续加密基金会模式的正当理由。相反,这些忧虑凸显了对工具的需求:需要通过合约化与程序化手段持续协同激励,且不损害执行效能与实质影响。

好消息是激励协同工具已经存在。以下是一些成熟工具,其功效将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得到充分释放:

1. 公益公司(PBC)架构:开发公司可注册或转型为PBC,植入双重使命。

2. 网络收益共享机制:网络与DAO可通过共享网络收益,为企业创设持续性激励结构。

3. 里程碑归属机制:公司的代币锁仓应绑定至有意义的网络成熟里程碑。

4. 合约保障条款:DAO应当与企业协商合约协议,防止损害通证持有者利益的行为。

5. 程序化激励体系:通过贡献度对应的程序化代币分配,激励各类网络参与者。

两种新兴方案 - DUNA与BORG,为实施上述解决方案提供了高效路径,同时消除了加密基金会结构的冗余成本与不透明性。

DUNA赋予DAO法律实体地位,使其能订立合约、持有资产、执行法定权利。DUNA创造法律能力却不产生法律层级,纯粹作为DAO的中立执行代理。

BORG作为自治治理与运营技术,使DAO能将加密基金会当前处理的"治理便利"迁移至链上运行。这些子结构在智能合约规则下透明运作,最小化信任假设、强化责任保护并支持税务优化架构。

DUNA与BORG共同将权力从基金会等非正式链下机构,移交至更具问责性的链上系统。这不仅是哲学偏好,更是监管优势。

加密基金会曾引领加密行业度过监管寒冬,助推技术突破并实现前所未有的协作。但对多数项目而言,其价值已趋边际化 - 仅是应对监管敌意的临时方案。

此时代正告终结。

新兴政策、激励结构转型与行业成熟度共同指向同一未来:

• 真实治理
• 实质协同
• 系统化运作

加密基金会无力满足这些需求:其扭曲激励、阻碍规模化、固化集权。

系统存续不依赖善者自律,而需将每个参与者的自利动机与整体成功深度锚定。这正是公司制兴盛数世纪的根基。加密领域亟需类似架构 - 公益与私利共存、问责内生化、控制权经设计最小化。

加密新纪元不筑于权宜之计,而将构建在具备真实激励、真实问责、真实去中心化的可扩展体系之上。